尋找文革隱傷者
如同控制錄影機，順放或倒帶，一名心理治療師正在讓一名中年男性回溯自己的一生，尋找那個影響他最深、最重大的事件。治療師稱其為“節(jié)點”。
記憶的門逐漸打開。這名男子首先想到自己10歲時，被父親用皮帶痛打的情景。描述這一記憶時，他全身抖動，流下眼淚。
當治療師問，是否還有其他畫面可以回放？男子將想象退回到5歲，突然，他出現(xiàn)了姿勢的改變，聲音變得極為幼稚，失控地用手捂住眼睛，不連貫地喊著“怕、怕”的字眼。當問他眼前是什么，他說看到“文革”時，紅衛(wèi)兵沖進他的家，將一向是權威的父親拉到院子里，勒令其跪下，用銅頭皮帶死命抽打的場景……
上述案例，是心理學家[施琪嘉]在2010年眾多訪談中的普通一例。十余年來，這位武漢市心理衛(wèi)生研究所的所長，一直致力于解答這樣的問題：已結束近四十年的“文革”仍如何隱形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內(nèi)心與生活？
他的工作可以用孤獨來形容：一直處于地下狀態(tài)，難以發(fā)表論文，也極少公開討論，研究者更是寥寥可數(shù)，“十個手指頭就可以數(shù)過來”。
這群中國研究者得到的唯一支持，來自德國。自1980年代后期德國學者將精神分析理論引入中國臨床心理治療后，出于由“柏林墻”記憶中艱難痊愈的同理之心，研究一直得到這群異鄉(xiāng)人的幫助。
中德兩國學者嘗試著將精神分析理論引入對“文革”的觀察，持續(xù)近二十年的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：“文革”的心理創(chuàng)傷不僅持續(xù)地影響著親歷者，還對其子女乃至后世數(shù)代人產(chǎn)生了代際傳遞。
尤其值得重視也長久被忽視的是年輕一代的問題——他們承擔了父母在“文革”中未加處理的創(chuàng)傷，被父輩施加的精神重擔無聲改變著。
這種影響后代精神活動的心理機制，被德中心理治療研究院主席主席阿夫·葛拉赫（Alf Gerlach）稱為“跨代際授權”，最明顯的后果是損傷后代的思考及記憶能力，“孩子陷在父輩的經(jīng)歷中，重復著其經(jīng)歷的創(chuàng)傷。”
這也是[施琪嘉]及其同伴一直試圖治愈的傷痕，“‘文革’是一個民族的集體創(chuàng)傷，它至今仍在生疼、化膿。這段記憶需要獲得治療性的處理。”
弗洛伊德：從“柏林墻”到“文革”
心理咨詢師陸曉婭從未想到，于她而言，“文革”從未遠去。
傷痛的再度來臨是在2007年，這位出生于1952年的老人參加了一個由香港治療師組織的心理工作坊。這是她作為心理咨詢師的一次例行培訓，工作坊上，每個人都需要說出自己的故事，以完成自我體驗。
無意中，有人提到“文革”中的非正常死亡——父親自殺對自己的困擾。出乎意料地，悲傷和憤怒一瞬間在房間里彌漫，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。
培訓者大都與陸曉婭同齡，均是“文革”的親歷者。香港的老師感到吃驚，他很難理解這群老人到底經(jīng)歷了什么。他決定邀請所有人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站出來的都是受害者：目睹自殺、被抄家、作為“狗崽子”受盡羞辱……經(jīng)歷了一夜的失眠與胃痛后，陸曉婭也說出內(nèi)心的痛苦：“文革”中，她曾用軍用皮帶，抽打過自己的老師……
曾經(jīng)一度，陸曉婭將這段記憶封存，很少再回憶；作為《中國青年報》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詢幫助的“青春熱線”的創(chuàng)辦者，她也自認為完成了心理上的治療與痊愈。
殘酷的回憶卻如此輕易的方式刺入心頭，這讓陸曉婭意識到：“文革”是一件“未完成的事”，表面愈合的心靈傷口，其實一直在化膿。
陸曉婭嘗試做更理性的思考：她開始觀察自己，乃至經(jīng)歷過眾多政治運動的母親，借此分析“文革”創(chuàng)傷所帶來情緒與行為問題：反應過激、焦慮抑郁、缺乏人際信任……
遠在千里之外的武漢，[施琪嘉]也早在進行類似研究。自1996年由神經(jīng)內(nèi)科醫(yī)生轉(zhuǎn)向心理治療后，施琪嘉一直嘗試著用科學的方法研究“文革”心理創(chuàng)傷及其代際傳遞。
神經(jīng)科學的理論基礎幫助了他，大量研究后他發(fā)現(xiàn)：創(chuàng)傷記憶，帶著強烈的負性情感片斷，會儲留、堵滯在杏仁核內(nèi)（右側(cè)腦島），不能正常上傳到負責記憶整合的海馬，并進一步處理到皮質(zhì)，因此，它會如一個深藏在體內(nèi)的發(fā)炎膿腫一樣，不斷地影響著機體。
“這是大多數(shù)‘文革’親歷者未曾意識卻始終承擔著的夢魘。” [施琪嘉]說，“痛苦的回憶會反復以各種形式——畫面、聲音、味道、皮膚感覺的閃回，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頭腦中。”
[施琪嘉]的研究，受益于他的老師——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安姬·哈格（Antje Haag）。
1988年，安姬·哈格首次前往中國授課。她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“學員”里，一部分年紀較大，都是50歲上下的男性，是在“文革”中被禁止從業(yè)的精神病科醫(yī)生；另一部分年輕學員，則都不滿30歲。
明顯的年齡層空白——“文革”時許多大學都被迫關閉。學員們隨后表現(xiàn)出的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強烈興趣，更讓這名德國人深感觸動。
這群學員急切地想要學以致用，治愈時代的病患--1982年，德中心理治療研究院主席瑪格麗特·哈斯·維瑟加爾特（Margarete Hus Wiesegart）參觀在北京、成都及上海的精神病院后發(fā)現(xiàn)：住院患者多被診斷為重性精神病，其妄想和幻覺都來自政治運動的影響。
1996年，原《工人日報》記者吳琰也曾以“世紀之患”為題采訪北京多家精神病院。她發(fā)現(xiàn)醫(yī)院里大量的精神病患者仍沉浸在紅色歲月，一些患者甚至出現(xiàn)了病理性象征性思維：會徹夜抱著暖氣管睡覺，因為構成暖氣管的鋼鐵代表著“工人階級。”
1997年，“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(xù)培訓項目”正式運作，在德方的幫助下，精神分析理論也被引入對“文革”心理創(chuàng)傷的研究中。
1999年，曾在德國做過辛提人和羅姆人（納粹時期歐洲被害族群）創(chuàng)傷研究的安姬·哈格，聯(lián)合6位中國學員，開始了對于“文革”心理創(chuàng)傷的研究。
“德國關于二戰(zhàn)及”柏林墻“時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，讓我們有一定經(jīng)驗對于‘文革’時期的這段歷史進行類似觀察。” 安姬·哈格說。
“軀體化”與記憶病毒
心理分析學家托馬斯·普倫克斯始終記得時年73歲的老王。
老王向他形容打開記憶閘門的艱難，“除了痛，什么也沒有”。往常，他從不主動想起任何過往的情節(jié)。記憶卻常會自動驚醒他。
天下雪了，他會記起自己被流放的那日，當他到達院子，全身白得像雪人，只感到極度的冷。
如果是深夜，他則會想起另一個熟睡的晚上。人們沖進屋，把他從床上拉下，用皮帶整晚抽打。因為流血，襯衫粘在傷口里，隨后被撕掉，有人從廚房里拿鹽往傷口里撒。他甚至還能清楚回放人們?nèi)绾卧谒⒆拥拇竺字嗬锶瞿虻漠嬅妗?/span>
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，都會讓老王重回過往，直接通向時間另一邊的現(xiàn)場。
“我們把這些創(chuàng)傷癥狀稱作‘閃回’。”托馬斯解釋說，“都像定時炸彈般被埋藏起來，旁人可能根本看不出來，引爆卻會瞬間發(fā)生”。
隨著訪談的深入，研究者感到愈發(fā)震驚，他們將接觸到的內(nèi)容形容為“極度的創(chuàng)傷”。
創(chuàng)傷中首先充斥著的是各種暴力的細節(jié)：連夜審訊，剝奪睡眠，公開的羞辱，用皮帶拷打，強迫脫光衣服，甚至強制性自殺……
訪談現(xiàn)場，這些受訪人常會不由自主地落淚、抽搐，甚至昏厥、口吐白沫?；貞浲拢拖?/span>“被故意揭開無法愈合的傷口”，他們會感到抑郁和憤怒的交織，伴隨出現(xiàn)若干生理反應：失眠，焦慮，暴躁，強迫癥，乃至劇烈的嘔吐、頭疼。
1980年，美國醫(yī)學人類學家凱博文曾在湖南選擇了一百個被診斷患有神經(jīng)衰弱的病人進行訪談。他發(fā)現(xiàn)其中大部分都曾在“文革”中遭受影響，比如家庭破碎、失業(yè)、子女離散等。有些患者則出現(xiàn)了各種身體上的疼痛，如偏頭痛、胃痛、心血管問題……
凱博文將這種身體性的疼痛，稱之為“軀體化”——當個體的苦痛無處排解，只能通過生理疾病的方式表達，“軀體化成了這一代人生活苦難的首要表達方式”。
軀體化之外，托馬斯還發(fā)現(xiàn)老人們持續(xù)數(shù)十年與往事作戰(zhàn)，無休止的羞愧、焦慮、緊張，以及源自生理摧殘的恐懼，讓他們選擇了刪除一部分記憶。
托馬斯的受訪者中，大多將自己描繪成受害者。僅有一位受訪者描述了自己作為加害者的行為——她在人事檔案中搜尋成分不純的“可疑分子”，并咒罵他們。
“要承認自己曾是迫害者，意味著承擔愧疚。大多數(shù)人很難做到如此。他們更習慣選擇用否認和放棄來躲避這些感受。”托馬斯分析。
“這些創(chuàng)傷，都像是被植入的電腦病毒，潛伏在系統(tǒng)中，伺機而動，也可能隨時感染其他的電腦。” 托馬斯這樣形容創(chuàng)傷性記憶的特點，“沒人能說清何時會瞬間崩盤。”
隔代感染者
“傷痛是一筆遺產(chǎn)。”數(shù)十年研究，讓阿夫·葛拉赫教授有了自己的結論：集體創(chuàng)傷的影響絕不只作用于親歷者，還會對其子女乃至后世數(shù)代人產(chǎn)生代際傳遞。
“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兩個現(xiàn)實中，一個是自己的現(xiàn)實，另一個是由父母的創(chuàng)傷史構成的現(xiàn)實。”
E是阿夫·葛拉赫的一名德國病人。
他的父親曾為納粹組織服務，并為德國對抗蘇聯(lián)的戰(zhàn)爭感到激動；而他的母親曾是納粹分子--這些記憶的遺產(chǎn)，令E的羞愧和絕望無處釋放。
父輩的傷痛與恥辱讓E感到自己從出生就被“慘痛地遺棄”，他把自己塑造成最絕望的人，狂躁而憤怒。
這讓阿夫·葛拉赫想起另一個中國病人。1990年代末期，這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德國寫博士論文。到達德國后，他陷入長久的孤獨和絕望。這讓阿夫·葛拉赫困惑——這位30歲的年輕人，在中國頗受重視，和妻兒恩愛，把各種關系打理得井井有條，“怎么會如此絕望？”
后來，阿夫·葛拉赫發(fā)現(xiàn)：當他和家族分離，隱藏的父輩記憶才被激活了。“文革”期間，他的祖父被公開羞辱和批斗，祖母則被下放到離家兩千公里外的農(nóng)村勞動改造。
接受心理治療期間，這個年輕人緩慢而低聲地哀悼、抽泣，講述時斷時續(xù)。隨后的訪談顯示：他的生活顯現(xiàn)出一種典型的防御本能及處理機制——他只能不斷努力工作，才能遮蔽和克服父母和祖父母被迫害的痛苦。
父輩把精神重擔傳遞到后輩——這種影響孩子精神活動的心理機制被阿夫·葛拉赫簡稱為“代際授權”，最明顯的創(chuàng)傷性后果便是損傷后代的思考及記憶能力。
“無論是德國或中國，這些案例共同的特點都是孩子陷在父輩的經(jīng)歷中，復制其經(jīng)歷的創(chuàng)傷，無法形成真正的自我認同。”阿夫·葛拉赫說。
阿夫·葛拉赫的理論，得到了大多數(shù)中國同行的認可。這源于他們在大量訪談中的觀察。
首先被傳遞的是暴力：
出生于1971年的易女士，從小接受父親嚴格的教育，她逐漸認同了懷揣堅定信仰、暴躁、攻擊性極強的父親。這直接導致了成年后的她，像昔日的父親一樣，毆打了年幼的女兒。
在托馬斯的研究中，絕大多數(shù)的受訪者將自己的父母描述為“專橫、嚴格、充滿仇恨”，教育的惡果則會在多年后凸顯而出：少年們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輩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“弒父者”卻變得越來越像他的父母。暴力在悄然間傳遞。
隨后被摧毀的，是年輕人們對家庭的看法。
出生于1968年的王先生，懂事后就發(fā)覺父母的婚姻是一場政治刑罰——為警方工作的父親，在“文革”中被送到農(nóng)村接受“再教育”，并被強迫與一名派去的女人結婚，她屬于貧農(nóng)階級，人們認為他應該“向她學習”。
王先生在極端壓抑與充滿爭吵的家庭中長大，他將父母的管教稱為“‘文革’式的教育”：消除思想，強制服從，并且“經(jīng)常被打”。
痛苦的經(jīng)歷，讓這個男子對家庭失去了信心，成年后的他決定永不結婚，“家庭被政治主宰，這個家有什么好處呢？”
施琪嘉的學生、中國地質(zhì)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生林瑤，則在訪談中遇到了一個讓她意外的對象。
這個年近40歲的中年男子，將自己一生性格的悲劇歸咎于被“文革”摧毀的童年：年幼的他，曾目睹許多人闖進家里，奪走了所有東西；原本是富家小姐的母親，也在這場變故中變得易怒、壓抑、嗜用暴力。
此后的數(shù)十年，這個男子逐漸感到自己身上緩慢而巨大的改變：他變得木訥、謹慎、敏感，更為重要的，他在潛意識中認為：有錢，就有災難來臨。
這種無法說明的恐懼籠罩著他，以至于他特別“害怕成功”，總會將一些事情刻意弄得糟糕，比如升遷，比如婚姻。
“我的整個人生都被毀了。”回憶這一切，男子聲淚俱下，聲音變得尖利。目睹家庭的巨變，他無法理解，也從未得到解釋。林瑤突然明白了這樣一點：“文革”的下一代，是更加負重累累的一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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