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-01-22 17:39:08 點擊數(shù):
來自中國內(nèi)蒙古的14歲姑娘塞尼婭(Sainiya),怎么能應付歐洲寄宿學校的生活?愛爾蘭一所名校負責招生工作的一位女士提出的這個問題,讓塞尼婭的父親、身在北京的出版商賀雄飛感到難以置信。
“從3歲開始,她就在寄宿學校上學了,”他說,似乎這一點能回答上面的問題。但事實是這樣嗎?
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家長為孩子選擇海外的教育,希望他們在健康的環(huán)境中,以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為基礎,學習世界級的技能。賀雄飛便是其中之一。
他也是將孩子送去“托兒所”的數(shù)百萬家長之一。這種傳統(tǒng)始于1949年的共產(chǎn)黨革命,只有3歲大(有時甚至是2歲)的孩子一周都待在學校里,有時會回家過周末,但并非總是如此。
在圣哥倫比亞學院(St. Columba’s College)的那一年里,除了不喜歡那里的食物,塞尼婭似乎適應得很好。但這個結論恐怕并不明確,因為比起對水煮蔬菜的厭惡,情感創(chuàng)傷更難察覺。
在中國,新一代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精神分析學家擔心,幼年與父母或主要看護人分開的做法,給數(shù)百萬中國人造成了深刻而隱秘的創(chuàng)傷。在這里,一代又一代人都認為,這樣做是正常的。
這些專家認為,早年與家人分離作為一種有文獻記錄的心理學現(xiàn)象,在成年后造成了情感問題,他們可能無法形成健康的家庭關系。覺得幼時遭到拋棄的他們,會深深地覺得自己沒有價值,感到沮喪。
國際精神分析協(xié)會(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)認證的分析師劉翼靈、北京大學的鐘杰博士和倫敦塔維斯托克中心(Tavistock Center)的王虓博士將在北京大學舉辦兩場公開講座,以及一場名為“精神分析中的早期分離”的研討會,研討會將持續(xù)四天時間。他們試圖以此幫助修復中國的心靈。這些活動面向的是那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,以及考慮以精神分析為職業(yè)的人。
那場革命結束后,為了給家長,尤其是母親們騰出時間,讓他們能離開家門去工作,中國修建了許多“托兒所”。讓母親們走出家門是解放女性這個官方目標的一部分,但實際上是為了滿足共產(chǎn)黨的需要。
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時期,這種現(xiàn)象達到了頂峰。當時,毛澤東下令中國實行農(nóng)業(yè)合作化和加大工業(yè)生產(chǎn),從而超越美國和英國,于是許多孩子被送去了寄宿學校。
在《毛澤東的大饑荒》(Mao’s Great Famine)一書中,歷史學家馮客(Frank Dik?tter)記錄了當時幼兒園駭人聽聞的情況。饑餓、疾病和玩忽職守的現(xiàn)象相當普遍。
如今,把孩子留給祖父母撫養(yǎng),好讓承受著巨大經(jīng)濟壓力的父母長時間工作的做法,在文化上也被人普遍接受。但劉翼靈稱,這種做法可能也會造成分離創(chuàng)傷。
“所有人都說爺爺奶奶帶孩子沒問題,”她說。“但患者告訴我的情況卻不是這樣。他們和我說,當時真的很想爸爸媽媽。”
中國的家庭不再會因為政治運動而分居多地,但現(xiàn)在的托兒所會產(chǎn)生什么影響呢?在網(wǎng)上,家長們問道:“我工作太忙了,南京或上海哪兒有托兒所?收費是多少?”
中國約有5500萬名兒童被進城打工的父母留給了農(nóng)村的親戚,興許一年只能和父母見一次面。他們的情況又如何呢?
無論是在農(nóng)村,還是在城市的中產(chǎn)階級家庭,祖父母把孩子交還給父母時,孩子可能已經(jīng)認不得父母了,這又是一種分離。“這真的是個大問題,”劉翼靈說。
在愛爾蘭那所學校,塞尼婭的變化很大,盡管她只待了一年。她瘦了,并且似乎很受同學歡迎。但她父親有些擔心。“你覺不覺得她談戀愛了?”他問。我不知道,我猜想塞尼婭也不會告訴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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